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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更新时间 - 责任编辑 - 宋剑涛

昨天,麻辣财经《中国发展几十年,为何没出现过经济危机?》的文章推出后,被各家网站和手机端广为转载,很多网友的留言发自肺腑,观点非常棒!麻辣姐感觉必须要分享一下:

“中国没有发生经济危机,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。”

“宏观调控是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的适时手段。国家上下一盘棋,才能做到有序发展。”

“改革开放设计得好。”

“中国人民吃苦耐劳,以国家利益为重。”

“科学应对。”

还有网友叮嘱: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,成就巨大但短板也不少,一定要实干兴邦。

说得特别好!

今天麻辣财经推出的这篇文章,也是探讨中国发展之路的,这个现象确实值得关注。

前不久,麻辣姐的一位朋友去了趟巴西和阿根廷。谈起旅行期间的见闻,这位朋友说,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,密密麻麻、层层叠叠建在山腰之上,就像一块块疮疤。而不远处,则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和风景秀美的旅游景点,犹如两个世界。

巴西的贫民窟。

朋友提出想到贫民窟参观一下,当地的陪同人员连连阻止,说这里的治安太差,普通人进去“非常危险”。

通常贫民窟的定义是,恶劣的住房条件,不卫生的环境,犯罪率高和吸毒盛行的穷人避难所。

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,在城镇化进程中都出现了贫民窟现象。这些贫民窟大多位于城市周边,有的甚至与闹市区仅一墙之隔。贫民窟,似乎成为不少国家发展过程中逃不掉的“诅咒”。

贫民窟是怎样形成的?专家认为,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,而城市又无法接纳这么多人口的涌入,是贫民窟形成的主要原因。

然而,新中国成立70年来,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、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,也出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。到2018年末,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.58%,比1949年末提高47.94个百分点,年均提高0.69个百分点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,基本上每年都是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。

发展速度如此之快,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,在其他国家城市中常见的“贫民窟”,却没有在中国出现,这个现象值得深思。麻辣财经采访了有关专家,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析和看法。

农民工进城的路畅通,“回乡”的路也畅通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叶兴庆,曾经观察过拉美、印度等地的贫民窟现象。“确实与这些国家的土地私有化制度高度相关。以拉美国家为例,一些小规模农场因为经营失败而破产,农民买卖土地非常频繁。这些农民失去了土地,只能大量涌入城市,受自身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,在城市里大多只能从事低端产业,在城市周边低成本生活,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大片的贫民窟。”

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分析,中国城乡结合部没有贫民窟,得益于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城镇化问题高度重视,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。

我国的新型城镇化,是与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,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作为支撑。农民工进城务工呈现出一种合理有序的流动,比如从劳务输出大省到用工需求大省的流动,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等。

“更为关键的一点,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。我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,农民享有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。‘大国小农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,尽管农户户均经营规模不算大,但始终有一块承包地作为保障。这样一来,农民工进城的路畅通,回乡的路也畅通。”张红宇说。

比如,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,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,当时很多农民工返乡,却并未对社会稳定造成显著影响。这都得益于我国实施的农村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,发挥了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,确保了我国社会的总体稳定。

“咱人虽然在外面打工,老家的地肯定不能丢,不管耕地还是宅基地,那就是庄户人的根啊。”从河北邯郸农村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张发治说,自家弟兄两个,加上父母的耕地一共十来亩,这几年都流转给了村里的种粮大户,每亩地的流转费用一年七八百元。

张发治先后在青岛、北京等地的工厂和工地打工,每个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。但也有工厂不景气失业的时候,每当遇到这种情况,张发治就无比庆幸老家还有几亩耕地。“啥时候年纪大了、干不动了,或者有啥好的项目可以返乡创业,我就和家里人一起回农村老家。”

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认为,中国保留农民返乡退路的体制,是防止中国出现大规模贫民窟的关键因素。正是存在返乡退路,农民进城如果立不住脚,就不愿意待在城市漂泊,而会返回农村。“农村有一个明显的功能,就是社会保障功能。农村要为中国8亿多农民保底,当他们在城市里面立不住脚,只要还可以退回农村去,他就心中不慌。这是一种保护型的社会机制,带有很强的福利和保底性质。”

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,为农民在城市扎根创造条件

也有人质疑,中国的城市虽然没有贫民窟,但也有“城中村”和棚户区,老旧小区就更多。这些房子也挺破的,它们跟“贫民窟”有啥区别?

在采写这篇文章时,麻辣姐们也进行了深入探讨,感觉中国城市里的“破”房子,无论是从成因和居住对象上,都与国外的贫民窟有本质区别。

国外贫民窟的形成,是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,而其中的一些人既无法在城市立足,又无法返回农村,走投无路只能城市边缘挣扎,贫民窟成为他们的栖身之所。

而中国城市的棚户区,最早是一些矿区、林区等企业搭建的简易房,居住者大都是企业的职工;“城中村”是因为城市发展太快,把一部分农村“包围”了。房主是当地农民,把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;而很多老旧小区,则是当年单位分的福利房,住在一起的都是单位同事。

也就是说,这些“破”房子不是在城镇化进程中“冒”出来的,基本上都是年久失修,属于历史遗留问题。从居住对象来看,都是原来的职工或外来务工人员,都有正当职业和劳动收入。这是与国外贫民窟的本质区别。

2008年,中共中央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,重点是对国有林区(场)棚户区(危旧房),国有垦区危房,以及地方煤矿棚户区,加快改造步伐。“棚户区改造是弥补历史欠账的民生工程,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,要积极加以推进,切实改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条件。”2018年10月,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。

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,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明确提出,要坚持以人为本,实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为核心、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。

“以人为核心,就是要让进城的农民工进得来、留得下。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,我国实施的一系列新型城镇化政策措施,有效避免了贫民窟问题的发生。

近年来,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,我国着重解决好“三个1亿人”问题: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,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,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。

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,截至2018年,大约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。2013—2017年,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,通过城中村改造推动1200多万农民就地转为市民。

“我从职业技校毕业之后就来无锡打工了,工作在这,家人和朋友也都在这里,结婚、生子、买房都在无锡,我现在应该算是‘新无锡’人了吧!”35岁的程雷来自河南农村,在无锡生活了13年。受益于无锡的积分落户政策,2013年,程雷贷款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,把户口从河南老家迁到无锡,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。

“有了无锡户口,孩子将来上学会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。” 程雷想得很长远。

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,要不断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,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,为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提供多重保障,而不是盲目追求城市建设的速度和人口转移的数量。” 李国祥强调。

“农民进城关键要解决四个问题,就业、住房、教育、社会保障。” 张红宇说,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,如何让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好融入城市。有些城市给农民工提供公租房,或者给农民工购房提供相关补贴,努力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,可以说这些政策都很好地促进了农民在城市里扎根,让他们变为“新市民”。

相关户籍制度改革,也在有序推进。今年4月,国家发改委发布了《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》。文件明确,城区常住人口100万—300万的大城市,今年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;300万—500万的大城市,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,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。

这意味着,更多的城市大门向农民工敞开,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将进一步提升。
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推动城乡融合发展

其实,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来看,消除贫民窟问题的背后,映射出的是我国对于工农关系、城乡关系的深刻认识与正确把握。

今年6月,《求是》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,麻辣姐推荐大家好好读一读。

讲话特别提到,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,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。在现代化进程中,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、城乡关系,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。

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,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、城乡关系,农业发展跟不上,农村发展跟不上,农产品供应不足,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,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,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,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,甚至造成社会动荡,最终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这里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。

那么,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,是怎么处理工农关系、城乡关系的?

新中国成立后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,我们自力更生,依靠农业农村支持,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,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。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依靠农村劳动力、土地、资金等要素,快速推进工业化、城镇化,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国广大农民为推进工业化、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浙江安吉美丽乡村

这些年,我国农业连年丰产,农民连年增收,农村总体和谐稳定。特别是几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长时间、大范围有序有效转移,不仅没有带来社会动荡,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我们也要看到,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、城镇化相比,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,“一条腿长、一条腿短”问题比较突出。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,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。

在现代化进程中,城的比重上升,乡的比重下降,是客观规律,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,不管工业化、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,农业都要发展,乡村都不会消亡,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,这也是客观规律。

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%,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。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,到头来“一边是繁荣的城市、一边是凋敝的农村”,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,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!

40年前,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;40年后的今天,我们正通过振兴乡村,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。未来的城乡将是一种自然过渡,“界线”越来越模糊。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:城市是农村的CBD,农村是城市的“后花园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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